罗伯特·达恩顿（蒋立冬 绘） 罗伯特·达恩顿（Robert Darnton）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巨擘、书籍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。他1939年生于美国，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，曾执教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，并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。从《屠猫记》《启蒙运动的生意》到《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》《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》，他一再追问信息如何被生产、流通，又如何被人接受。 达恩顿新著《鼎革之气：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，1748—1789》原题为The Revolutionary Temper。temper一词有“性情”“气质”之意，达恩顿也借用了钢铁经加热与冷却而“回火”的比喻；法文版译作l’humeur。中文版将其译为“气”：既可以表示性情与情绪，也可以表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气质、一种可感知的氛围，以及一种趋向行动的动态力量。这个词把信息流通、对事件的反应、集体记忆与行动倾向连在一起，构成了全书的分析枢纽。 在《鼎革之气》中译本出版之际，《上海书评》邀请该书中文译者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弛与达恩顿展开对话。访谈从这本书的构想与书名谈起，讨论信息的传播、接受与重塑，也回顾达恩顿的求学经历及其与年鉴史家、格尔茨的交往，进而追问：一位研究十八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，如何理解今天的信息处境？支撑他研究与公共参与的启蒙信念，今天意味着什么？历史学又能为眼前这个世界做些什么？ 《鼎革之气：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，1748—1789》，［美]罗伯特·达恩顿著，张弛译，中信出版社｜新思文化，2026年10月出版，616页，110.00元 张弛：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革命前夕的激进宣传，后来您的大量工作又都围绕书籍、阅读、地下出版和信息流通展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鼎革之气》似乎既回到了您年轻时关心的法国革命起源问题，也延续了您一生对于传播、阅读和舆论的研究。不过，这本书似乎也改变了问题的重心。它不只是追问信息如何被生产、流通和阅读，也追问信息进入社会之后发生了什么：人们如何接受、误解、转述和重塑这些信息，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他们对权威、制度和未来可能性的感受。 您最初是如何构想这本书的？是什么促使您从主要关注信息本身，转向关注人们如何接受和理解信息？这是您此前书籍史、地下文学和信息流通研究的自然延伸，还是还有其他考虑把您带向了这个方向？事实上，不少评论者把这本书称为您一生工作的综合。您自己也这样看吗？ 罗伯特·达恩顿：我并没有把《鼎革之气》设想为我此前工作的综合，尽管它确实汇集了许多我曾经研究过的主题，比如街头歌曲、诽谤作品，以及包括《百科全书》在内的书籍史。但我过去的著作多是基于档案研究的专题研究或个案研究，而不是覆盖一段漫长时间的叙事。在《鼎革之气》中，我追踪了四十年间一系列事件，并且处理了一个经典问题，而这个问题确实把我带回了博士论文时期：法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？ 我并不是要反驳此前关于法国革命社会起源和经济起源的研究，但我认为自己可以贡献一些原创性的东西：研究信息，研究它的流通和影响。今天人们常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。我认为，每一个社会都是信息社会，只是各自依照当时的媒介条件，以不同方式成为信息社会。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十八世纪的巴黎，并尽可能深入推进，我便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了旧制度的崩溃。 你可以指责我犯了我认为历史学家最大的原罪：时代错置。我并没有避开当下对媒介的迷恋，反而把它当作重新进入过去的一种方式。但我试图避免时代错置：我拒绝从革命发生之后回望过去，去寻找它的起源。相反，我把叙事安放在1748年，追问当时普通巴黎人如何理解事件，尤其是战争与和平。 为了追问这个问题，我做了大量新的研究。为了回答它，我拒绝认为巴黎人当时已经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震颤。他们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看作一场灾难，因为战争以税收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形式给他们带来了困苦；他们也认为和平处理得十分糟糕。并不是说他们对《亚琛和约》的条款知道很多；他们是通过一种“公布”仪式得知和平到来的，也就是一场游行：数百名身着华丽服装的显贵穿过全城，在十三个地点停下，号角齐鸣，鼓声震响，一名传令官宣布敌对状态结束。随后，人们在格列夫广场以烟火庆祝和平，但这场表演变成了灾难，因为人群失控，十几个人被踩踏致死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鱼贩们彼此辱骂时会喊：“你像和约一样蠢。”警探和日记作者报告说，普通人谈起这些死亡时，把它们视为未来更大恐怖的预兆。这并不是说巴黎人已经想象到了革命；他们只是表达出一种不祥的感觉，认为战争与和平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 这种方法与我此前工作的不同之处，在于它强调信息如何流通，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它。我不再只关注小册子和书籍，也研究街头行为。君主制通过仪式和展示在街头层面宣示权威，比如烟火表演，巴黎人尤其觉得这种展示令人印象深刻。但如果这些彰显王权的壮观展示出了差错，